来源: NOEMA(Eoin Ryan创作)

一种特殊物种的进化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环境科学与政策系的研究助理。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名誉教授。

2021-05-07 / 阅读时长 13 分钟
NOEMA 首发 译文

19世纪50年代,在后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某个岛屿上,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英国博物学者因疟疾而倒下。或许是在患病期间的梦中,华莱士深刻地意识到:并不必然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驱使生物体(living organisms)产生变化。

在华莱士早期的生活中,他花了大量时间探索热带地区,观察那里的动物、植物和住在那里的人,收集标本并把它们送回英国。就像他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学识的英国人一样,华莱士非常熟悉地球和生命随时间演化的证据。彼时到处都发现了已灭绝的各种奇异动植物的化石残骸。有时,甚至会发现海洋生物被镶嵌在离海岸几百英里的山顶岩石中。

华莱士在很长时间里都在猜测是何种类型或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了这些变化。随后他认识到这种力量不过是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survival)。华莱士在探索热带岛屿时总是能见证这种斗争的痕迹,当生物(living things)繁殖时,它们产生的后代数量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存活的数量,因此导致持续的生存竞争。动物竞相寻找食物,树木竞相把树叶置于阳光下,所有的生物都试图避免成为其他生物的食物。

同种个体生物体(individual organisms)并非千篇一律,某些生物体具有使它们更能适应环境的特征。它们是最有可能存活并繁殖的个体。如果这些幸存者的后代继承了其父母的特征,那么这个种群的生物数量必然会随着世代而改变。新一代会比上一代更为适应所处环境。

华莱士刚恢复健康就写信给他的朋友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说明他的想法。他和达尔文已书信往来多年,但华莱士不知道达尔文已经有了同样的想法。1858年,达尔文整理了华莱士的信件以及他自己的论文,并在当时讨论自然史新发现的主要学术组织之一——伦敦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宣读二人的成果。

当时还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莱士对此一无所知,尽管他很快便收到了家中的来信,告诉他这个想法会受到欢迎。1862年,他回到英格兰,发现所有对进化论感兴趣的人都在讨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这本书已经出版两年多了。

但是人类的情况如何呢?
尽管华莱士同意达尔文的大多数观点,但在人类进化(human evolution)的一个重要方式上双方产生分歧。华莱士相信生物的物理性特征(physical characteristics)可能是源于百万代的生物竞争,但他不明白人类的意识和良知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

在他旅行过程中,他看到了无数动植物竞争的例子。他曾多次观察到那些因受伤或疾病而无法生存的生物所经历的痛苦和死亡。一个小小的伤口或轻微的不适往往是致命的,但这些在华莱士所观察到的人类身上却并不常见。

“华莱士得出的结论是,人类不像其他动物那样竞争,这意味着自然选择不会像对其他生物那样对人类起作用。”

在南美和印度尼西亚旅行期间,他遇到了许多被他在欧洲的朋友称为“野蛮人”的人。不同的部落在外表和行为上与欧洲人非常不同,彼此之间也非常不同。但他发现他所遇到的所有人在一个重要方面都是一致的。在写给《伦敦人类学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是这样描述的:

即便在最原始的部落里,病人至少能得到食物的帮助。健康和活力在平均线以下也并不会导致死亡。缺少完美肢体或其他器官的人也不会落得像动物那样的结局。于是一些劳动分工发生了,最敏捷的人去狩猎,不那么灵动的人去捕鱼或采集果实。某种程度上,食物是交换或分配的。自然选择的作用因此受到制约,体质较弱的、矮小的、四肢不灵活的、视力不太敏锐的人,不会因这些缺陷而受到像其他动物所遭受的极端惩罚。

华莱士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并不像其他动物那样竞争,这意味着自然选择不会像对其他生物那样对人类起作用。他还想知道,如何解释慷慨,这种在人类中普遍存在却在其他动物中完全不存在的特征。他推测,人类的进化可能是不同的,必然存在某些能够解释道德信念和人类精神生活演化的其他进化过程。他想知道这种进化是否会发生在直观的物质世界之外。

有什么不可能呢?在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证明了电场和磁场以不可见的波的形式以光速在空间中传播。很多曾经被认为是“超自然”的东西现在被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可以预见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即将出现。

“健康和活力在平均线以下并不会导致死亡。”——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19世纪60年代,存在许多关于不可见的“精神世界(spirit world)”也可能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讨论。和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一样,华莱士认为,如果存在这样的世界,那么就应该系统地研究与精神(spirits)进行沟通的可能性。他认为,在精神形态中,人类的思想可能会从物质身体中分离出来而进化。

华莱士在参加一些降神会(séances)时听见了一些敲门声,这些敲门声据说是由脱离肉体的灵魂发出的。他通过灵媒与死去的亲人交谈,他甚至和他已过世母亲的幽灵合影。尽管一些制造这种“超自然现象”的人后来承认他们是骗子。但华莱士仍然相信他与灵魂世界的一些交流是真实的。

如今,达尔文在发展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方面受到极高赞誉,是因为他在提供用以支撑该理论的证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天的科学家们钦佩达尔文,是因其他并没有遵循当时流行的观点,而是坚持用证据说话。达尔文对精神世界的观点不以为然,但他完全同意华莱士的观点,即在解释人类进化上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相信所有的生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有可能汇集出一副宏大的生命之树谱系。

“华莱士推测,必然存在某些能够解释道德信念和人类精神生活演化的其他进化过程。”

达尔文认为人类同样处于进化树上,即使我们位于孤立的一角。当时的一些通俗作家错误引用了他的话,称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一定让他很恼火。达尔文认为人类与非洲的类人猿(黑猩猩和大猩猩)属于同一分支,而猴子是更遥远的宗亲。它们的脸可能看起来像人类,但它们的身体非常不同。例如,它们大多数都有尾巴。

达尔文这种基于证据进行判断的态度造就了他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其成果发表于1871年,但它并没有《物种起源》那么流行。在当时,他观点的影响力并不如其他一些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bert Spencer)是研究人类进化的专家,他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对公众的旨趣也很敏锐。

达尔文不同意斯宾塞和其他许多人的观点,这些人认为自己的同胞对待非欧洲人种的方式是正当的,认为这些人种是劣等的“种族”,或者说认为这些“种族”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准人类”。达尔文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生物学家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所有的人种都属于同一物种,而且我们都是密切相关的。他认同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人在行为上会有不同,但他认为经验(experiences)会影响行为。

“达尔文完全同意华莱士的观点,即在解释人类进化上出现了一个问题。”

在猿类家族谱系的一端是人类,另一端是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达尔文称之为“巨大的鸿沟”。在达尔文去世后的这些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定义这个“鸿沟”的本质。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人类比其他动物聪明得多,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人类拥有的那种的智力(intelligence)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动物在解决其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也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

一旦科学家们开发出更适合他们所研究动物的智力测试,或者当他们开始更近距离地观察野生动物时,他们发现动物们比想象中的更聪明。大脑比我们小得多的动物是拥有惊人记忆力的优秀学习者。它们也有创造力。座头鲸齐心协力,通过吹出一团气泡来捕获成群的小鱼,这些气泡就像一张空气网,鱼不能穿行而过。黑猩猩有能力知道别人知道却忽略的事情——心理学家们有时把这种技能称为“读心术”。我们曾经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心灵理论(theory of mind)”。

甚至华莱士所描述的人类的慷慨特征也不是我们这个物种独有的。对其他动物来说,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竞争。许多物种的动物帮助照顾彼此的孩子和分享食物。有些哺乳动物很乐意为非亲生的幼崽喂奶。

“人类拥有的那种智力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动物在解决其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也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

双重遗传——基因与文化
自从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首次提出以来,科学家们已经解决了基因遗传的谜题,目前已对其中机制的许多细节都有了深刻了解。但是,尽管一些谜团已经被解开,仍有不少曾经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尚存疑惑。例如,在19世纪,孩子们“继承”父母语言的方式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倾听周围的人,模仿他们说话的方式。在达尔文时代,谜团是一个孩子是如何从母亲那里遗传了她的卷发,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他的羞怯。今天,我们知道了在DNA中编码的信息是如何引导我们的毛囊形成的,而心理学家们正在检验某些揭示基因如何影响人格的理论。

但是,在理解我们如何获取进行信息学习的禀赋方面,进展却很少。例如,孩子们往往会学会朋友的方言,而不是遵循父母的说话方式。有时候,兄弟姐妹上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朋友,他们就会有不同的口音。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进化论者开始相信华莱士关于“第二进化过程”(second evolutionary process)的观点可能并非杜撰,尽管他们不认为这种进化发生在精神世界里。不过我们早就知晓,另一个进化过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我们的文化进化。

我们知道文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它的变化之快足以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体会到文化的进化。我们的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创造的世界的一部分被破坏,而其他东西又被添加进来,我们时常意识到我们的感觉和信念已经改变。

“我们知道文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它的变化之快足以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体会到文化的进化。我们的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创造的世界的一部分被破坏,而其他东西又被添加进来,我们时常意识到我们的感觉和信念已经改变。”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组极其复杂且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信仰、习惯、习俗、时尚以及其他等环绕着我们的事物。我们的信念和情绪对我们来说是私人性的,但它们与我们周围人的行为密切相关。我们的想法会改变,有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突然开始质疑我们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它可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比如30岁以上的女性是否应该穿紧身裤,也可能是一些意义更深远的事情,比如任何人都有权利就30岁以上的女性应该穿什么发表意见。

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在科学的范围之外——更多是大脑的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也有人指出,因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不可能有“文化的科学”。他们认为,一个人根本无法对他/她所处的环境和所进入的环境有一个客观(“科学”)的看法。

但更宽泛的定义将文化视为信息——我们通过社交网络获取的大量数据。文化信息就像一套我们用来在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工具。有时,我们的文化信息让我们能够创造或使用物理工具——比如一把刀或在寒冷环境中生存所必需的保暖衣物。但是我们对环境的了解——比如什么植物适合吃——也是一项重要的生存工具。

“我们的信念和情绪对我们来说是私人性的,但它们与我们周围人的行为密切相关。”

我们的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许多工具都是社会工具,它让我们能够以复杂的方式与他人互动。我们的祖先已经使用了百千万代的语言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工具。但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其他的社交工具。我们已经就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达成了一致,就像金钱这样的物理客体一样,使交易更容易。有些药物,比如酒精,可以让人们在与陌生人交流时感觉更放松。当交流遇到敌意时,还有武器可以使用。

在过去,不同的人群(population)都有自己的文化网络。有些族群生活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但是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使得信息、商品和人员之间的交流更加容易。现在,我们拥有全球化的网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访问网络的某些部分。因为人们总是在编辑和添加数据,文化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不是随机的,我们获取文化信息的方式也不是随机的。

准确可靠地预测人们的思想将如何变化是不可能的。当人们花越来越少的时间烹饪自己的食物时,谁能想到关于烹饪的电视节目会如此受欢迎呢?但文化中也存在一个模式(pattern)。花时间在一起的人倾向于以相似的方式思考问题,更有可能就事情需要如何改变达成一致。长期一起的人在文化上是相似的,尽管部分原因是我们更喜欢和与自己想法相似的人在一起,但也因为长期和别人在一起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

“文化提供了我们用来消化和代谢我们的体验的心理器官。”

即便如此,思想也是不可预测的。连接人类大脑并允许思想在他们之间流动的以太似乎经常无法分析。似乎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精神世界里。我们许多人都非常清楚,亲密的家庭成员对世界的看法往往非常不同。

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思想。它不仅仅提供我们用来装饰身体的衣服。它还提供了我们用来消化和代谢体验的心理器官。

进化我们的文化能力
我们的祖先在数百万年前就开始发展一种文化,这比他们直立行走或使用语言要早得多。在非洲森林里觅食的猿类祖先需要知道很多关于什么是可食用的以及如何找到它的知识,就像我们的远亲,今天生活在非洲森林的黑猩猩一样。在它生命的前三至四年里,黑猩猩会非常亲近它的母亲。它需要她的哺乳和保护,它需要花很多时间观察她觅食,这样它才能学会母亲的所有生存技巧。

黑猩猩最聪明的觅食技巧之一是制作工具,这样它们就可以捕捉白蚁。这些工具是由草或树枝制成的长而灵活的探针。黑猩猩将它的探针推入白蚁丘的通风通道,当来到白蚁岗哨守卫生活区的地方,这些哨兵会抓住一个疑似的入侵者。然后,黑猩猩小心翼翼地取出探针,舔掉粘在探针末端的白蚁。尽管白蚁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许多其他黑猩猩群体从不这么做。灵长类动物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它们从未学习如何去捕食白蚁,这些知识并不是某些黑猩猩群体文化的一部分。

“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类,与过去几十年里计算机的演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生活在非洲森林中的我们的猿类祖先很可能与今天的黑猩猩有着相似的简单文化,但在我们进化的某个阶段,它开始扩张和复杂化。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仅凭大脑体积的增大和更复杂的认知就能让我们的祖先发展出更复杂的文化,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祖先的群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类,与过去几十年里计算机的演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真正的革命是开发出将计算机安全地连接到网络上的方法,使它们能够共享信息、程序和处理能力。

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了越来越有效的信息共享链接(links),这使得文化得以进化。黑猩猩的文化仍然很简单,因为在一个黑猩猩群体中唯一强有力的联系是母亲和她后代之间的联系。年幼的黑猩猩大多通过观察母亲来学习,因为它们很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其他群体成员的觅食情况。自然选择倾向于那些善于获取食物的黑猩猩。它们很少与同类分享食物或觅食技巧。

“黑猩猩的文化仍然很简单,因为在一个黑猩猩群体中唯一强有力的联系是母亲和她后代之间的联系。”

在我们进化的某个阶段,人类不再那么具有竞争性。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印度尼西亚的丛林中看到了这一点,他提出,在最原始的部落成员之间存在着劳动分工:最敏捷的人去狩猎,不那么灵动的人去捕鱼或采摘果实。食物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着交换或分配。但是,华莱士关于自然选择的作用受到制约的结论是错误的。竞争依然存在,只是其中一些是在群体(group)层面上发生的。

最成功的群体是那些成员相处融洽、合作融洽的群体。这种合作可以通过一个群体的成员共享文化来促进。如果人们进化出鼓励无私行为的信仰、规则,养育孩子的习俗和其他文化元素,他们的群体就会受益,他们自己也会受益。他们的群体将养育更多的后代,他们的基因和文化将被传递给下一代。

李冀渊 | 译
赵   斌 | 校
艺萌「睿ⁿ」 | 编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1年1月28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